作者：Vitalik Buterin

编译及整理：比推BitpushNews Yanya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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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高度去中心化的DAO行不通的观点有很多讨论，为了保持竞争力，DAO 的治理应该更接近于传统公司的治理。他们的观点总是相似的：高度去中心化的治理效率低下，而由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等组成的传统公司治理结构经过了数百年的演变，以优化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做出正确决策和为股东创造价值的目标。DAO的理想主义者天真地认为，去中心化的平等主义理想可以超越这一点，而在传统企业部门做这方面的尝试最多只能取得微小的成功。

这篇文章将讨论为什么这种观点通常是错误的，并提供一个不同的、更详细的视角，说明不同类型的去中心化在哪些方面很重要。特别是，我将重点关注去中心化很重要的三种情况：

（1）去中心化可以在凹形环境中做出更好的决策：在这种环境中，多元化甚至幼稚的妥协形式，可能比集中化带来的一致性和专注性表现得更好。

（2）抗审查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需要在抵御强大的外部参与者攻击的同时继续运行。

（3）作为可信公平的去中心化：DAO在应用程序中承担类似民族国家的功能，如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因此可预测性、稳健性和中立性等特征的价值高于效率。

中心化是“凸”的，去中心化是“凹”的

对需要做出的决策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是看它们是“凸”的还是“凹”的。在A和B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首先不会考虑A和B本身的问题，而是考虑一个更高阶的问题：你是更愿意在A和B之间妥协还是抛硬币？ 在预期效用方面，我们可以使用图表来表示这种区别：

如果一个决定是“凹”的，我们更喜欢妥协；如果它是“凸”的，我们更喜欢抛硬币。通常，与回答A与B本身的一阶问题相比，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回答妥协或抛硬币是否更好的高阶问题。

“凸”决策的例子包括:

应对大流行：100%的旅行禁令可能会阻止病毒进入，0%的旅行禁令不能阻止病毒，但至少不会给人们带来不便，但50%或90%的旅行禁令是两种情况下最糟糕的。

军事策略：从A线进攻是合理的，从B线进攻也是合理的，但是将你的军队分成两半并同时进攻，意味着敌人可以轻松地将这两半一一消灭。

加密协议中的技术选择：使用技术A可能有意义，使用技术B也可能有意义，但两者之间的一些混合往往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复杂性，甚至增加两者相互干扰的风险。

“凹”决策的例子包括:

司法判决：两个独立选择的判决之间的平均值，可能比两个判决中任意一个的随机选择更公平，也不太可能完全荒谬。

公共产品资助：通常情况下，给两个有前途的项目各X美元，要比给一个2X美元、另一个什么都不给更有效。与从X美元增加到2X美元相比，拥有任何资金都能更有效地推动项目实现其目标。

税率：由于二次无谓损失机制，X%的税率通常只比2X%的税率有害四分之一，但同时在增加收入方面却比2X%的税率好一半多。因此，适度的税收比在低/零税收和高税收之间抛硬币更好。

当决策是“凸”的时，分散决策过程很容易导致混乱和低质量的妥协。另一方面，当决策是“凹”的时，依靠群众的智慧可以给出更好的答案。在这些情况下，类似DAO的结构在决策过程中包含大量不同的输入，这很有意义。事实上，那些认为世界总体上是一个更“凹”的地方的人，更有可能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到去中心化的必要性。

VitaDAO和UkraineDAO应该是DAO吗?

许多最近的DAO与早期的DAO（如MakerDAO）不同，因为早期的DAO是围绕提供基础设施组织的，而较新DAO是围绕特定主题执行各种任务组织的。VitaDAO是一个资助早期寿命研究的DAO，而UkraineDAO是一个有关帮助乌克兰战争受害者和支持乌克兰国防工作的DAO。将它们作为DAO有意义吗?

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通过了解UkraineDAO自身的内部运作，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可能的答案。典型的DAO倾向于通过将大量资金聚集到一个池中，并使用代币持有者投票为每个分配提供资金来“去中心化”。另一方面，UkraineDAO的运作方式是将其功能分解为多个Pod，每个Pod尽可能独立地工作。顶层治理可以创建新的“Pod”(原则上，治理也可以为“Pod”提供资金，尽管到目前为止，资金只流向了与乌克兰有关的外部组织)，但一旦“Pod”被制造出来，并被赋予资源，它基本上就会独立运行。在内部，各个独立的Pod确实有领导者，并以更集中的方式运作，尽管他们仍然试图尊重个人自治的精神。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可能是：这种“DAO”不就是对传统的多层等级概念进行了重新命名吗？我想说的是，这取决于实现：当然有可能采用这个模板，把它变成具有威权的东西，就像典型的大公司那样，但也有可能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个模板。

有两件事可以帮助确保以这种方式建立的组织，实际上是有意义的去中心化的，包括:

1.一个真正的高度自治的Pod，Pod接受来自核心的资源，如果他们想继续获得这些资源，偶尔会被检查其一致性和能力，但其他情况下完全自己行动，不从核心“接受命令”。

2.高度分散和多元化的核心治理。这并不需要“治理令牌”， 但它确实需要更广泛和更多样化的核心参与。通常情况下，广泛和多样化的参与是对效率的沉重负担。但如果满足(1)，那么Pod是高度自治的，并且核心需要做出更少的决策，那么顶层治理效率较低的影响就会变小。

那么，这是如何符合“凸vs凹”框架的呢？在这里，答案大致如下：(更分散的)顶层是凹的，(在每个Pod内更集中的)底层是凸的。通常来说，给一个Pod X美元，要比在给它0美元和给它2X美元之间抛硬币要好得多，并且不会因为妥协或指导不同决策的“不一致”哲学而造成很大损失。但在每一个独立的Pod中，有一个明确的观点来指导决策，并能够坚持许多相互协同的选择，这要重要得多。

去中心化和审查阻力

加密货币去中心化最常被公开引用的原因是审查阻力：一个DAO或协议需要能够在外部攻击（包括来自大型企业甚至国家行为体的攻击）的情况下运行和保护自己。这一点已经被公开详细讨论过了，因此不需要再详细阐述，但仍有一些重要的细微差别。

The Pirate Bay和Sci-Hub是目前被大量用户使用的两个最成功的抗审查服务。The Pirate Bay是一个混合系统：它是BitTorrent的搜索引擎，BitTorrent是一个高度分散的网络，但搜索引擎本身是中心化的。它有一个小的核心团队，致力于保持它的运行，它用打鼹鼠策略来保护自己：当锤子落下时，移开并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The Pirate Bay和Sci-Hub都经常更换域名，依靠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套利，并使用各种各样的其他技术。这种策略是集中的，但它使它们在防御和产品改进敏捷性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DAO不像The Pirate Bay和Sci-Hub；DAO的行为类似于BitTorrent。BitTorrent需要去中心化是有原因的：它不仅需要抵制审查，还需要长期投资和可靠性。如果BitTorrent每年关闭一次，并要求所有用户切换到新的提供商，那么网络的质量将迅速下降。要求抵制审查的DAO也应该属于同一类别：它们提供的服务不仅要避免永久的审查，还要规避单纯的不稳定和中断。MakerDAO(以及管理RAI的Reflexer DAO)就是很好的例子。你可以构建一个常规搜索引擎并使用Sci-hub风格的技术来确保其生存。

去中心化是可信的公平

有时，DAO的主要关注点不是需要抵抗民族国家，而是需要承担民族国家的一些职能。这通常涉及到可以被描述为“维护基本基础设施”的任务。由于政府监管DAO的能力较弱，因此DAO的结构需要具有更强的自我监管能力。这需要去中心化。

考虑三个激励的例子：算法稳定币、Kleros法院和Optimism追溯融资机制。

（1）算法稳定币DAO是一个使用链上金融合约创建加密资产的系统，其价格通常跟踪某些稳定指数，但不一定是美元。

（2）Kleros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法院”：一个功能为对仲裁问题做出裁决的DAO，例如“这个 Github 是否对该链上赏金提交了可接受的提交？”

（3）Optimism追溯融资机制是Optimism DAO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机制对为以太坊和Optimism生态系统提供价值的项目进行追溯奖励。

在这三种情况下，都需要做出主观判断，而这不能通过链上代码自动完成。在第一种情况下，目标只是对某些价格指数进行合理准确的测量。如果稳定币追踪美元，那么你只需要ETH/USD的价格。如果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或其他放弃美元的原因，稳定币DAO可能需要管理一个可信的链上CPI计算。Kleros致力于对提交给它的任意问题做出不可避免的主观判断，包括是否应该以“不道德”为由拒绝提交的问题。Optimism追溯性融资面临着一个最开放的主观问题：哪些项目的工作对以太坊和Optimism生态系统最有用?

所有这三种情况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治理”，并且是相当稳健的治理。在所有情况下，治理都是可以从外部或内部攻击的，这很容易导致非常大的问题。最后，治理不仅需要稳健，还需要让大量不信任的公众相信它是强大的。

算法稳定币的致命弱点：预言机

算法稳定币依赖于预言机（oracle）。为了让链上智能合约知道DAI的值是设定在0.005 ETH还是0.0005ETH，它需要某种机制来学习（链外）关于ETH/USD价格的信息。事实上，这个“预言机”是算法稳定币可以被攻击的主要地方。

这导致了一个安全难题：一个算法稳定币不能安全地持有更多的抵押品，因此不能发行比其投机代币（例如MKR、FLX ……）的市值更多的单位。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买下一半投机代币，使用这些代币来控制预言机，通过输入糟糕的预言机值并清算它们从用户那里窃取资金就变得有利可图。

这是稳定币预言机的一种可能的替代设计：添加一个间接层。引用 ethresear.ch 的文章：

我们建立了一个有13个“供应商”的合同；查询的答案是这些提供者返回的答案的中位数。每周都会有一次投票，预言机代币持有者可以更换其中一个提供者

……

安全模型很简单：如果你信任投票机制，你就可以信任预言机的输出，除非7个提供者同时被破坏。如果你信任当前的一组预言机提供者，那么即使你完全不信任投票机制，你也可以在至少未来六周内信任输出。因此，如果投票机制被破坏，任何依赖预言机的应用程序中的参与者都有时间有序退出。

请注意该提案的非公司性质。它包括剥夺治理快速行动的能力，并有意将预言机责任分散到大量参与者中。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它使外界更难攻击预言机，也让新的持币者更难迅速接管预言机的控制权。其次，它使得预言机参与者自己更难以合谋攻击系统。它还降低了预言机的可提取价值，单个提供者可能会故意推迟发布，以从清算中获利（在多提供商系统中，如果一个提供商不立即发布，其他提供商很快就会发布）。

Kleros的公平

“去中心化法院”系统Kleros是以太坊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有价值和重要的基础设施：Proof of Humanity使用它，各种“智能合约bug保险”产品使用它，许多其他项目将其作为某种“最后的裁决”。

最近，公众对平台的决策是否公平表示了一些担忧。一些参与者提出了诉讼，试图从去中心化的智能合约保险平台索赔，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这些案例中最著名的也许是Mizu关于1170号案例的报告。该案从一个轻微的语言解释争议演变为更广泛的丑闻，因为有人指责Kleros内部人员正在协调努力，投入大量代币来推动决定朝着他们想要的方向发展。一名辩论参与者写道:

法院基于激励的决策过程…显然是被一个在法院拥有大量股份(25%)的开发者所破坏。

当然，这只是一场更广泛辩论中的一个问题的一面，应该由Kleros社区决定谁对谁错以及如何回应。但抛开这个个案的问题，这里重要的是，像Kleros这样的东西的整个价值主张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它能够说服公众相信它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不会受到这种集中化的操纵。对于像Kleros这样的东西值得信任，似乎不应该有一个人在高层法院拥有25%的股份。无论是通过更广泛分布的代币供应，还是通过更多地使用非代币驱动的治理，更可信的去中心化治理形式都可以帮助Kleros完全避免此类担忧。

Optimism追溯资金

Optimism 的追溯资金第一轮结果是由24位“徽章持有者”通过二次投票选出的。第2轮可能会使用更多的徽章持有者，最终目标是转移到一个由更多公民控制追溯资金分配的系统，可能通过一些涉及抽签、小组委员会和/或授权的多层机制。

关于是否应该增加或减少公民的数量存在一些内部争论：“公民”的含义是否真的应该接近“参议员”，一个深入了解Optimism生态系统的专家贡献者，它是否应该是一个授予几乎所有积极参与Optimism生态系统的人的职位，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是朝着更多公民的方向发展，通过第二层委托解决治理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不是在治理协议中加入神圣的中心化。我的立场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潜在的内幕交易和自我交易问题。

Optimism追溯融资机制一直意在与一个前瞻性的投机生态系统相结合：现在需要融资的公共产品项目可以出售“项目代币”，任何购买项目代币的人都有资格在以后获得大量的追溯资金补偿。但是这一机制的良好运行，关键取决于追溯资金部分是否正常工作，并且很容易受到追溯资金机制损坏的影响。一些示例攻击：

• 如果一群人决定了他们将如何对某个项目投票，他们可以在发布决定之前购买(或如果定价过高，则做空)其项目代币。

• 如果一些人知道他们以后将对某个特定的项目进行裁决，他们可以提前买下项目代币，然后故意投票支持它，即使该项目实际上不值得资助。

• 资助决策者可以接受来自项目的贿赂。

通常有三种方法来处理这类腐败和内幕交易问题:

• 追溯惩罚恶意决策者。

• 主动筛选高质量的决策者。

• 添加更多决策者。

企业界通常会关注前两种情况，对第一种情况进行财务监控和明智的处罚，对第二种情况进行当面面试和背景调查。去中心化世界使用此类工具的机会较少：项目代币很可能可以匿名交易，DAO对外部司法系统的求助充其量是有限的，而项目的远程和在线性质以及对全球包容性的渴望，使得背景调查和非正式的人格“气味测试”更难进行。因此，去中心化的世界需要更加重视第三种技术：将决策权分配给更多的决策者，这样每个决策者的权力就会减少，因此串通行为更有可能被揭发。

DAO 应该从公司治理或政治学中学习更多吗？

美国哲学家Curtis Yarvin的主要“大思想”是，公司比政府更有效、更优化，因此我们应该改进政府，让它们看起来更像公司。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他对DAO治理应该如何设计的想法。毫不奇怪，他的答案涉及借鉴传统公司治理的理念。从他的介绍来看：

相反，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英美有限责任股份公司的基本设计基本没有改变——一位持相反观点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工业革命实际上可能是一场企业革命。如果股份制设计不是完全最优的，我们可以期望它是接近最优的。

虽然这两种类型的组织有绝对的区别——我们可以称它们为一阶(主权)和二阶(契约)组织——但当前社会似乎有非常有效的二阶组织，但没有非常有效的一阶组织。

因此，我们可能对二阶组织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在设计DAO时，我们应该从公司治理入手，而不是从政治学入手。

Yarvin的文章非常正确地指出了“一阶”(主权)和“二阶”(契约)组织之间的关键区别——事实上，这种确切的区别正是我自己上面关于可信公平性的文章的主题。然而，Yarvin的文章紧接着就犯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大错误，他立即转向说公司治理是DAO应该如何运作的更好起点。这个错误令人惊讶，因为这种情况的逻辑似乎几乎直接暗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DAO在它们之上没有主权，而且经常明确地从事提供通常为主权保留的服务(如货币和仲裁)的业务，因此DAO需要更多地学习主权的设计(政治科学)，而不是公司治理的设计。

值得称道的是，Yarvin的文章第二部分确实提倡一种“沙漏”模型，该模型结合了分散的对齐和问责层以及集中的管理和执行层，但这已经承认DAO设计至少需要向一阶组织学习和向二阶组织学习的一样多。

主权国家是低效的，而公司是高效的，原因和数论能证明很多东西，而抽象群论能证明的东西少得多的原因是一样的：公司失败得少，成就得多，因为他们可以做出更多假设，并拥有更强大的工具来使用。企业可以指望当地政府在必要时站出来保护它们，并提供他们可以依靠的外部法律制度来稳定他们的激励结构。另一方面，对于主权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往往是，当激励结构受到攻击和/或面临完全崩溃的风险，而没有外部庞然大物随时准备提供支持时，该怎么办。

或许，成功的主权治理系统设计中，最大的问题是Samo Burja所说的“接班问题”：当系统由一组人管理到另一组人（第一组人退休）管理时，如何确保连续性。Burja写道，公司通常根本不解决问题：

硅谷热衷于“颠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公司等离散机构中仍未解决的继承问题。

DAO 最终需要解决继承问题（事实上，鉴于加密早期采用者中“致富和退休”模式的频率很高，一些 DAO 已经必须处理继承问题）。君主制和类似公司的形式通常很难解决继承权问题，因为制度结构与特定人的习惯密切相关，要么难以交接，要么风险很高，为把它交给谁而争论不休。民主等更分散的政治形式，至少有一个关于如何平稳过渡的理论。因此，我认为出于这个原因，DAO可以从更自由、更民主的政治学学派中学习，而不是从公司治理中学习。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DAO 必须完成特定的复杂任务，使用类似公司的形式来完成这些任务可能是个好主意。此外，DAO需要处理意外的不确定性。当一个系统面临极端的和意想不到的变化时，它的目的是围绕一组假设以稳定和不变的方式运行，它确实需要某种勇敢的领导者来协调应对。后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稳定币处理美元崩盘：当一个稳定币DAO围绕它只是试图追踪美元的假设而演变时，突然面临美元不再是一个可行的跟踪对象，需要快速切换到某种类型的CPI时，会发生什么?

在这方面，以公司治理为灵感的方法似乎更好，因为它们提供了应对此类问题的现成模式：创始人组织一个支点。但事实证明，政治制度的历史也提供了一种非常适合这种情况的模式，并且涵盖了危机结束后如何回到分权模式的问题：罗马共和国的习惯，选举一个临时任期的独裁者来应对危机。

实际上，我们可能只需要少量DAO，这些DAO看起来更像是政治科学的结构，而不是公司治理的结构。但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稳定币不需要高效；它首先必须是稳定和分散的。一个去中心化的法院也是类似的。一个为特定目的引导资金的系统——无论是Optimism追溯资金、VitaDAO、UkraineDAO还是其他什么——都是为一个比利润最大化更复杂的目的而优化的，因此需要一个除了股东利益之外的协调解决方案，以确保资金继续用于预期的目的。

到目前为止，即使在加密货币世界中，最多的组织也将成为“契约”二阶组织，最终依靠这些一阶巨头的支持，而对于这些组织来说，强调敏捷性的更简单和领导者驱动的治理形式通常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没有一些非公司的去中心化形式来保持整个系统的稳定，这个生态系统将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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